1949年12月18日，重庆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，人群正随着散场的人流移动，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突然冲向一名穿藏青色西服的男子，将对方死死抱住。 “你是冉益智，快跟我去自首！” 被抱住的人拼命挣扎，连声喊叫。戏院门前很快围满了行人，没人料到，一场看似寻常的纠缠，竟牵出了重庆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的往事。 这场冲突之所以引人注目，不只因为一个军统少将抓住了地下党叛徒，更因为两个人的身份都不简单。李修凯刚向人民政府投案不久，正努力以交代军统内幕来争取宽大；冉益智则是重庆地下党组织中的重要人物，后来被视为《红岩》中“甫志高”形象的重要原型之一。 重庆解放前夕，李修凯已经感到大势难挽。1949年11月30日，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，国民党特务机关随之失去原有的保护。李修凯躲在宿舍中几日不敢外出，既担心被捕，也清楚自己过去参与特务工作的罪责。 真正促使他迈出那一步的，是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刘人爵随程潜起义的消息。刘人爵的选择使李修凯意识到，投案并非只有死路。12月6日，他来到重庆市军管会有关机构，说明身份，交出两支毛瑟枪和两条黄金，并表示愿意提供军统在重庆的人员和组织情况。 接待人员没有把他的过去一笔勾销，而是明确告知，宽大政策并不等于没有是非。对有罪人员，关键要看是否主动交代、是否有立功表现。李修凯听后提出，愿意尽可能提供情报，以赎此前造成的罪责。 这也是12月18日他在街上认出冉益智后，反应格外激烈的原因。对一个刚刚投案、急于证明自己有用的人而言，能够抓住曾经出卖地下组织的叛徒，显然是一次重要机会。 冉益智的经历，却是另一条路。 他出生于1909年，四川酉阳人，早年曾在成都求学，1936年加入国民党，担任过县党务机关职务，公开身份是反共人员。后来因地方派系冲突入狱，在狱中得到共产党员钱瑛帮助。出狱以后，他隐瞒履历，改换姓名和身份，逐步接近共产党组织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并非一开始就以粗暴面目出现。冉益智穿西服、戴眼镜，说话斯文，常以“进步青年”形象活动。1939年前后，他打入党组织，并在重庆及川东一带担任过宣传、组织等工作。1947年10月，他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。 位置越高，接触到的机密越多。 他曾经给同志讲革命气节，谈被捕后应当坚贞不屈；可到了1948年4月16日，冉益智在重庆银行望龙门办事处被特务逮捕后，很快选择叛变。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，他供出了大量组织情况，造成一百多人被捕，其中多人遇害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冉益智与刘国定之间还出现了争相邀功的情形。谁交出的组织关系更多，谁提供的“情报”更有价值，谁就可能换来更高军衔。革命者的姓名、联络关系和藏身地点，在他们那里被当成了向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。 重庆解放后，冉益智躲在北碚一带。他曾试图寻找旧日同志为自己解释，也曾到有关登记处打听情况，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到了12月18日，他来到大同路附近，或许是想在人群中寻找熟人，或许仍幻想能够为自己找到一条脱身之路。 偏偏在这里，他遇见了李修凯。 李修凯认出了他。冉益智也发现身份已经暴露，转身想走，却被李修凯追上。两人在街边扭作一团，李修凯大声喊道：“这个人是大叛徒，害过很多地下党员！” 冉益智还在辩解：“我没有叛变，我是被冤枉的！” 围观者中有人认出了冉益智，现场议论迅速变成愤怒指责。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到后，将两人分开，并把冉益智控制起来。这个曾经以“革命同志”面目出现的人，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。 12月27日，冉益智被正式逮捕，关押地点正是此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革命者的“慈居”。地点没有变，里面的人却换了身份。审讯中，他曾经出卖同志、反复邀功的经过逐渐被查清。 1951年2月，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。刘国定也因叛变行为于1951年被判处死刑。至于李修凯，投案后持续提供军统内部资料，受到宽大处理，1952年因严重肺结核病逝。 德胜戏院门前的那次相遇，没有经过精心安排，也没有复杂的仪式。一个刚投案的军统少将，亲手抓住了曾经潜伏在地下党内部的叛徒。两人的身份、选择和结局，就这样在重庆街头短暂地交叠在一起。 特别